1972年，苏联间谍李洪枢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揭示了一个震动全球的间谍案件。两年后，公安部决定巧妙地利用李洪枢作为“诱饵”，设计出一系列反间谍行动，以识破苏联间谍网络的潜伏。经过缜密的策划与实施，终于成功引导出苏联间谍机构的蛛丝马迹。这一行动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周总理指出，尽管李洪枢曾经犯错，但在改造过程中，最终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李洪枢在此之前的间谍行为，周总理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而在苏联间谍网络暴露之后，苏联方面又采取了怎样的反击措施？

李洪枢，1942年出生于黑龙江，少年时期便显示出不凡的才智，后考入吉林大学化学系。1967年4月，在一次边境冲突中，李洪枢通过边境成功越境逃入苏联，并很快被苏联的情报机关吸收。在苏联的训练过程中，他不仅精通了间谍所需的各种技能——如情报收集、摄影、射击等，还成功策动其二哥李洪涛及家人前往苏联。1970年，李洪枢完成了严格的培训，并将他的二哥安排在苏联反华电台工作，成为苏联间谍的一部分。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接受了苏联指派的任务，秘密潜入中国。他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6月23日抵达沈阳，开始寻找一位特定的工厂干部。第二天，这位干部的住所附近有人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男子，并向市公安局报告。警方了解到，这位干部曾是李洪枢的密友，李洪枢在逃往苏联前曾在其家中暂住，并获得过资金帮助。尽管沈阳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迅速派遣了调查人员，但李洪枢已经悄然离开沈阳，去向不明。

为此，辽宁公安机关立即向周边的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发布通报，请求协助监控李洪枢的行动。6月29日，李洪枢现身黑龙江宁安县东站，并被其堂妹带回家暂住。宁安县公安局接到消息后，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将李洪枢逮捕。在随后的审讯中，李洪枢很快供认了自己是苏联派来的间谍，公安机关从其身上搜出了密写纸、显影药、微型放大镜等一系列间谍工具，证据确凿。

7月1日，李洪枢被押送至北京，由于案件涉及极高的政治价值，周总理亲自指挥了案件的处理工作。专案组的组长是中将李震，副组长为少将时一之，其他成员包括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重要人物。10月18日，周总理亲自召见了专案组成员，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详细了解案件的进展。他还提出了一项创新的方案，建议通过李洪枢传递真假掺杂的情报来迷惑苏联间谍。

专案组随即与李洪枢建立了表面亲密的关系，通过日夜接触，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虽然李洪枢一开始显得冷静、沉默，但专案组的成员耐心地与他互动，甚至偶尔开些玩笑，努力消除他的戒备心理。经过几个月的感化，李洪枢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与组员交流，并不再表现出敌意。专案组随时向周总理报告李洪枢的表现，周总理则建议继续采用感化政策。

经过数月的努力，李洪枢逐渐变得可控，并成为了一个信得过的“内部资源”。专案组决定利用他开始传递真假掺杂的情报，误导苏联间谍的判断。例如，他会传递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虚假情报，如“东北某地出现一个土包，可能是军事设施”，同时也会故意泄露一些“真实但无害”的信息，如新任国防部长的变化。虽然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这些情报，但由于真假难辨，他们不得不继续保持与李洪枢的联系。

1973年12月27日，李洪枢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指示他与“朋友”一同前往北京，与苏联使馆的间谍接头，并交接最新情报。根据专案组的安排，李洪枢与苏联间谍的接头地点定在了西坝桥，接头时需使用暗语：“我是阿麟！”对方回应：“我是白桦！”李洪枢将经过处理的情报藏匿在口罩中，准备交接。

在接头的前一天，专案组已经提前抵达现场进行侦察。1月15日晚，李洪枢如约到达西坝桥，与苏联间谍交换暗号。紧接着，李洪枢交出情报包裹，暗中接过对方伪装过的旅行袋。正当交易进行时，突然间空中升起信号弹，公安机关迅速包围了现场，成功捕获了李洪枢与苏联间谍的五名同伙，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馆的几名高级官员。

第二天，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严正抗议，并宣布这五名苏联间谍为“不受欢迎人物”，立即将其驱逐出境。苏联方面对间谍案件的曝光感到极度羞辱，迅速展开报复。当天，中国驻苏联使馆随员关恒广在回国途中被苏联特务绑架，理由是“涉嫌间谍活动”。经过中国政府的强烈外交抗议，关恒广最终被迫返回中国。此事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事件解决后，专案组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对专案组的工作表示高度赞扬，称：“你们立了大功，李洪枢也立了大功！”尽管李洪枢曾经犯下严重错误，但在党的教育和改造下，他最终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周总理对李洪枢表示宽容和理解，媒体也对他的报道采取了低调处理。李洪枢后来更名，过上了平静的普通生活，成为了一名普通工厂职工，并最终在北京安定下来，组建了家庭，过上了平凡而安稳的生活。

这起事件不仅揭示了苏联间谍的阴谋，也标志着中国在间谍战线上一次精彩的反击，同时也展示了周总理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卓越智慧和高超的决策能力。